在上述过程中，专家可以利用专业知识对法律规范的合宪性产生影响。

[29]但恰恰是这小部分存疑案件，引发了社会争议以及制定机关、审查提起人的质疑和不满。备案审查结论一旦出错，将产生如下严重后果。

规范性文件一般涉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审查结论出现错误，有可能减损公民权利或增加其义务，也可能因审查结论的溯及力影响到依据既有规范所形成的法秩序，进而影响到公民对法治环境的预期。由于之前经过了充分的沟通、协商，如果再进行反复磋商与磨合，就会使备案审查程序久拖不决，影响备案审查的权威。[11]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课题组：《婚前医学检查制度的合法性反思及制度重构》，载《备案审查研究》2021年总第2辑。[19]规避审查现象反映了我国备案审查主体能力建设不足、威慑力不强以及制定主体维护部门利益的倾向。[37]浙江省在2000年制定的《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中设置了柔性和刚性处理阶段的纠错程序，但2010年删除了对刚性审查决定的纠错程序，保留了柔性处理阶段纠错机制，2019年修订时予以维持。

如果从公民监督备案审查机关的角度而言，人大、政府行使备案审查职权也需要接受人民监督，那么赋予审查建议人纠错请求权也符合监督国家机关正确行使职权的宪法意旨。其中，依职权审查是备案审查机关主动审查。至于实践中它们是否有必要接受事中审查，还要结合规范的功能定位以及上位阶规范的规定具体作出判断。

前一种情形可以依据被执行的法律监督监察法规，属于合法性审查范畴。沿此思路，可以把我国的事中审查对象划分为两种类型。其中，最关键的制度措施，就是要将依宪立法作为立法工作的基本原则。根据此种观点，建构事中审查制度的必要性不大，将其留给立法主体自行把握即可。

其一，它不是一种规范行为，无法得出有效的审查结论并引发相应的法律后果。基于比较法的考察，并结合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可以发现我国事中审查的对象种类较多，除法律之外还包括多种类型的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部分规范性文件。

社会性立法涉及环境、卫生、健康等领域，旨在维护公平、正义和安全等基本价值，此类收益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对其进行量化分析存在困难，可以采用软性（soft）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论证制定规范的收益能够证成为此付出的成本。补强可以在两个维度展开。审查方式、方法、程序和行为的表述虽然不同，但均涉及审查流程如何推进和发现问题之后如何处理。《立法法》将此要求细分为两点。

此处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在所有规范制定工作中无差别地适用该方法。合宪性审查 一、问题与分析进路 在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实践中，法律规范是最重要的审查对象。二是在内容维度运用宪法判断特定规范对权利的限制是否合理。

虽然《宪法》《立法法》和其他相关规范为事中审查提供了依据，但总体而言比较笼统和抽象，在审查对象、主体、标准和程序等核心问题上缺少充分的指引或保障，不利于事中审查工作的有序开展。它在行为方面表现为审查法律规范草案是否符合宪法，在结论方面表现为就草案的合宪性给出是或否的判断和说明，在后果方面则表现为草案是否提交审议、是否交付表决以及是否通过表决等形式。

如韩大元教授指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成立之后，合宪性审查的主体已然明确，接下来应当尽快制定合宪性审查标准、内容、程序、责任与效力等方面的基本规则。1.三种类型的审查主体及其范围 第一，在规范上的审查主体层面，我国事中审查对象的广泛性决定了此类主体的数量较多，有权决定审查对象能否生效的各类规范制定主体皆在此列。

第二，作出授权的法律或决定允许下位阶规范进行立法变通，宪法是监督此类规范的最后依据。其次，在明确审查主体时，有必要厘清参与规范制定工作的各类主体的角色及相互关系。其次，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导下，制定专门针对事中审查的规范性文件，以此统一各系统的做法。因此，提供更加具体、明确和系统的规范依据是推动事中审查迈向制度化的关键步骤。第三，在辅助性审查主体层面，《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军事立法工作条例》均规定了专家参与起草和审议法律规范的渠道。其次，合理安排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与其他事实上的审查主体的关系。

如前所述，为确保功能性标准的实效，草案说明和评估报告应当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具体到事中审查领域，对域外实践进行梳理和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制度建构规律的认识，为我国相关工作提供线索。

第一，作出授权的法律或决定要求下位法应当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在审查下位法内容时需要以宪法为评价标准。德国联邦议会法律事务委员会的职责之一是就法律草案的合宪性提出建议。

在审查顺序上，通常是事实问题在前而规范问题在后，因为只有在法律规范起草出来以后，讨论它是否符合特定规范才是有意义的。再次，在设定审查标准时，有必要区分对事实问题的审查和对规范问题的审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有关方面都要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看待立法工作，不要囿于自己那些所谓利益，更不要因此对立法工作形成干扰。在均衡性原则层面，应当重点审查被选中的规范手段是否会对其他同样受宪法保护的权利或价值造成不利影响。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作为法律制定过程中的专业性审查主体，可以为法律的起草机构和其他审议机构提供帮助。由于不同国家的宪法实践和价值取向各有特色，因此实质合宪性的审查标准不尽相同。

针对事实问题的审查主要指向规范手段的有效性，可称之为功能性审查标准。如果发现双重标准的适用存在冲突，可以先与起草单位或其他相关部门协商解决，否则就应当提请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常务会议或者国家监察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查处理。

二是自主立法意义上的不抵触，又可再分为两类。在上述过程中，专家可以利用专业知识对法律规范的合宪性产生影响。

在起草阶段，主要由起草机构进行功能性审查。第三，如果草案不符合形式合宪性之程序标准，可以将草案退回违反程序的上游环节，建议相关机构予以补正。

对于除此以外的其他法律草案，相关起草工作通常缺少稳定支持，在审议阶段仍需接受全面的功能性审查。针对上述问题，较为稳妥的办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宪法解释，为合理配置立法资源提供更加明确的规范依据。三、法律规范事中合宪性审查的比较法考察 （一）域外国家事中审查制度的三种类型 从比较法上看，把合宪性要求落实到法律规范的起草和审议阶段，以化整为零的方式进行事中审查是很多国家的共同做法。对此，笔者认为，比例原则可以作为实质合宪性的审查工具，但将其直接规定为一项宪法原则为时尚早。

它们在起草阶段为综合性审查主体提供指导或帮助，在审议阶段与其他部门或专门委员会一起审查草案的合宪性并负责提出审查报告。在地方层面，由于缺少统一指引，有可能衍生不同的标准，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合宪性审査的统一性，导致更深层次的法治国家建设的目标将更难实现。

就行政法规、监察法规和军事法规而言，起草机构主要是国务院、国家监察委员会所属部门和中央军委相关部门。这里主要涉及军事法规和监察法规。

针对规范问题的审查，一般从形式和实质两个维度展开，可称之为规范性审查标准。其一为根据《立法法》第73条第1款第2项旨在调整地方性事务的法规。